加尔文一生最快乐的重要日子 || 宗改五百年纪念专栏
橡树出版之【宗改五百年纪念专栏】
每当阅读加尔文厚厚的《基督教要义》，想必许多人会问：“他是如何完成这些书卷的写作的？”如果认为他就像今天的我们，坐在一间独立办公室里，用一台配着打印机的电脑，品着咖啡，那就大错特错了。当我们和传记作家蒂莫西·乔治一起回到斯特拉斯堡的三年，会窥见这位神学家、牧师的生活和服事，那不是象牙塔，而是充斥着喧嚣和各样困难，当然也包括着心理上的压力，毕竟从世界意义上讲，他当时还是一个远走他乡的无家可归者。顺便说一句，象牙塔里无法产生如此的神学家。所以，宗改五百年，我们不要单纯追求钻进象牙塔里研究，而要走到喧嚣的世界里，参与当下。
在加尔文蒙召之后最早的一封信中，他称自己是“在日内瓦为教会读圣经的人”。虽然多年来他还担任了其他工作，但他首要的事业还是做牧师和教师。有一点很重要，即有必要指出加尔文对日内瓦从来没有家的感觉。市议会的记录第一次提到他的时候，他被说成是“ille Gallus——那个法国人”！1559年，也就是他去世前的五年，加尔文才成为日内瓦公民。
加尔文第一次旅居日内瓦前后不到两年。他做了一些意义重大的事情——他的第一本教理问答和信仰告白被采纳了——但是与市议会在教会礼仪方面的争执却导致了一场危机。1538年4月，加尔文和法雷尔被驱逐出了这座城市。加尔文在巴塞尔稍作停留，之后他被说服前往斯特拉斯堡，在他被火爆的法雷尔拦截之前，他曾要到那里去。
加尔文在斯特拉斯堡住了三年，这无疑是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这几年对他成长为一位改教家和神学家非常重要。让我们来看一看在这段关键的时期，加尔文生活的五个方面。
第一，加尔文是一位牧师。那时斯特拉斯堡不属于法国，而是神圣罗马帝国的一个自由城市。但是它很靠近法国，于是吸引了相当数量的法国难民来此寻求庇护，以躲避他们在自己国家受到的迫害。加尔文蒙召成为一位法国小教会的牧师，该教会在圣尼古拉斯教堂聚会。加尔文在这里举行圣餐，并且做了许多牧养的细致工作。他认真地思考崇拜在教会中的地位，并将许多《诗篇》翻译成法国韵律诗。从那时起唱诗就成了法国改革宗崇拜活动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之一。一个逃难者参观了加尔文的教会之后，对整个礼仪进行了如下描述：
每个人都在唱歌，有男人也有女人，这真是一幅可爱的景象。每个人手里都拿着乐谱……当我看到这一小群流亡中的难民，听到他们用心地歌唱，我呜咽成泣，不是因为伤心而是因为喜悦，他们唱出了对上帝的赞美，赞美他将他们带到一个可以荣耀他名的地方。
后来加尔文声称：“我们凭经验知道，唱歌有巨大的力量和活力，能够感动和点燃人们的内心，让他们以更加饱满和诚挚的热情去恳求和赞美上帝。”此时在他头脑里必定浮现出以上这幅画面。
第二，加尔文是一位教师。斯蒂尔姆（John Sturm）是土生土长的法国人，还是巴黎大学的学者，他在斯特拉斯堡办了一所学校，加尔文被任命为这所学校的“圣经讲师”。加尔文在这里每周讲三天课，课程的内容是解释《约翰福音》和保罗书信。他每周还在教会讲道四次。斯蒂尔姆学校的课程注重古典文献，后来成为日内瓦加尔文学院的模型。
为了增加收入，他开设私人课程，收寄宿生，提供法律咨询作为兼职，最让他痛心的是不得不卖掉一部分珍贵的藏书。他抱怨在斯特拉斯堡的生活费用太高了：“每一分钱我都不能说是自己的。钱像流水一样被花掉了，这真让人吃惊。”
第三，加尔文是一位作家。他最重要的出版物是1539年8月出版的《基督教要义》修订本。修订本的长度几乎超过了1536年版的三倍。该书自称其目的是“帮助和训练学生学习上帝之道，以便他们能够比较容易接近和理解上帝之道”。1541年《基督教要义》的第一个法语译本出版了。该书成为法语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其影响可与路德的德语圣经和英语的钦定本圣经比肩。
也是在1539年，加尔文的《〈罗马书〉注释》出版了，该书行文纯熟，其程度并不比路德的差，对加尔文来说，《罗马书》是圣经中最重要的一卷。这是加尔文的第一本圣经注释；后来他出版了大部分旧约的注释以及除《启示录》和《约翰二书》、《约翰三书》以外所有新约的注释。
我们还必须提一提加尔文这几年写的三篇短小而睿智的文章。一篇是回答主教萨多雷托的文章，此人是带有改革思想的天主教高级教士，他写信给日内瓦教会，试图游说日内瓦教会重回罗马。加尔文的《复萨多雷托书》事实上是一次文学之旅，或许是16世纪最出色的改革宗信仰的护教之作。
他还出版了一本关于礼仪的书，《教会祈祷和唱诗的形式》，该书一直影响着改革宗的崇拜活动。在《简论主的圣餐》中，加尔文第一次表达了他在圣餐问题上持一种中间立场，介乎路德和茨温利两个极端之间。
加尔文即使在1541年以32岁风华正茂的年纪去世，他仍然能够作为改教家中最伟大的神学家之一和最有能力的作家之一而受到今天人们的尊敬。
第四，加尔文是一位教会政治家。斯特拉斯堡的改教家布塞和卡皮托（Wolfgang Capito）竭尽全力修复德国和瑞士新教之间的裂痕。他们也参加了一系列旨在重新统一新教与天主教的会议。在1540年的时候统一看起来还是有可能的，因为特兰托会议还没有召开，激烈的宗教战争还没有开始。
加尔文也被牵扯到许多讨论中。他前往法兰克福、哈基诺（Hagenau）和沃尔姆斯，作为新教代表的顾问参加了这些宗教对话的会议。在一次会议上他遇见了梅兰希顿，并与之建立了终生的友谊。对加尔文而言，这些会议真正的重要性在于肯定了普世视角下的教会。他痛心于基督教世界的分裂：“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恶一定包括教会的分裂，以及我们缺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加尔文不愿意为了虚假的和平而在实质性的问题上妥协，但是他呼吁教会回到在耶稣基督里合一这一真正的基础上。
第五，加尔文在斯特拉斯堡成为了一位丈夫。加尔文无疑是本城条件最优秀的单身男人。布塞是改教家们的媒人，他几次想为这位年轻的牧师寻找一位合适的新娘。有一位向加尔文求婚的年轻女子不会说法语，而加尔文不会说德语，所以他们可能在交流上有问题。在给法雷尔的一封信中加尔文说了他想找一位什么样的妻子：
我不是那类热烈地追求爱情的人，对一位可人儿一见钟情，能够接受所爱之人的一切缺点。吸引我的唯一的美丽就是，她要品行端庄，不要太挑剔，勤俭持家，有耐心，我还希望她关心我的健康。
我的一位女学生评价说，按照这样的要求能找到一位妻子，真是奇迹！事实上他与自己教区的女子伊蒂丽（Idelette de Bure）结婚了，她是一个讲法语的重洗派信徒的遗孀，在加尔文本人的引导下归信了改革宗。婚礼由法雷尔主持，法雷尔形容她是一个“正直、诚实”而且“甚至有些漂亮”的女人。
我们很想知道加尔文家庭生活方面的更多事情，但是因为他的沉默寡言，我们很难如愿。我们猜想加尔文和伊蒂丽的关系不像阿伯拉尔（Abelard）和赫洛伊斯（Heloise）那样火热，也不像路德与凯特那样充满了喧闹的家庭琐事。但是他们的关系也并不像那些诋毁加尔文的人说的那样寡欲而缺少性。伊蒂丽只为加尔文生了一个名叫雅克的男孩，这个孩子出生时早产，很快便夭折了。从写给朋友维若特（Pierre Viret）的一封信中可以窥见他的丧子之痛： “我们心爱的儿子夭折了，主用这样深刻而痛苦的伤害折磨我们。但他是我们的父：他知道什么对他的儿女是好的。”
1549年当伊蒂丽去世的时候，加尔文又写信给维若特：“你知道我的心是何等脆弱，甚至是软弱……我的悲痛不是一般的悲痛。我失去了最好的人生伴侣，不仅在我流亡、悲伤的时候，甚至在死亡临到的时候，她都乐于陪伴我。”
伊蒂丽死后，加尔文又活了15年，但是我们不要以为加尔文从此摆脱了日常家庭生活的冲击和困扰。伊蒂丽留下了她和前夫的两个孩子，对这两个孩子加尔文还是一如既往地关心他们，在妻子临终前他曾经承诺过。而且加尔文的兄弟安东尼及家人——他有八个孩子，由两个妻子所生，他与第一个妻子离婚了，因为她和仆人通奸——还有形形色色的朋友和亲戚与这位改教家一起住在日内瓦康诺因街（Rue des Chanoines）11号。
在加尔文一生的多数时候，他的家里有许多小孩子。正如一位传记作家睿智地评论的那样，“无疑女眷们保护了他和孩子们不彼此干扰”。而且我们应该很清醒地认识到，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和那些注释书、他的许多论文和讲道“不是在象牙塔里写成的，而是在困难重重的情况下完成的”。
（摘自《改教家的神学思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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